“伪好物”一词源自北宋米芾(1052—1107)对一件传为钟繇(151—230)《黄庭经》的评价。他认为这件作品虽然是唐代摹本，然而因临写极佳，遂以“伪好物”称之，肯定这件摹本的艺术价值。台北“故宫博物院”特展以“伪好物”为题，呈现一批制作于16至18世纪、与苏州风格相关的高水准伪古书画作品。这类冠上唐、宋、元、明书画名家头衔的伪作，无论品质精粗，在近代笼统地被称为“苏州片”。由于它们被视为赝品，虽然大量存在于公私收藏中，却长期遭到有意的忽略。本专题希望通过对“苏州片”话题的讨论，揭示对于“苏州片”应如何认知。无论是市场还是学界，“苏州片”也许并不应因其“伪”的属性，在传统“是非观”的笼罩下而被一杆子打倒。它的价值因为时空的交替、语境的转换，也到了应该进行重估的时候了。

(传)张择端 清明易简图(局部)

此作虽载有“翰林画史臣张择端进呈”款，但画中屋宇形制不见于北宋，青、绿、朱色则为“苏州片”中的常见组合，加上钤有王世贞等人伪印，故推测此作应是明代后期仿品。

台北特展：解读何为“伪好物”

2018年4月1日至9月25日，台北“故宫博物院”推出了“伪好物——十六至十八世纪‘苏州片’及其影响”特展，展出作品48件。题材缤纷且为数众多的“苏州片”，反映出明末清初“古物热”与书画消费蓬勃的情况，也提醒着今天的人们如何看待这些“假画”。

“苏州片”原本属于商业性的仿古书画，由于数量上的优势与不可忽视的流通量，反而成为明中期以来信息传播、古代想象与建构知识的重要载体，甚至成功地进入清代宫廷，直接影响到宫廷院体的形成，对绘画史的发展具有前人未曾关注到的重要性。

(传)仇英 画长信宫词

传说明代嘉靖年间，宰相严嵩父子非常想得到北宋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便向官员王忬索求。王忬于是请画师黄彪摹造一本进献。严氏父子相当喜爱此画，将其视为极珍之物。后来装裱匠汤臣向王忬索贿不成，揭露此卷为伪，严氏父子怀恨在心，最终借故诬陷王忬，将其问斩。故事中黄彪摹绘的《清明上河图》可说是“苏州片”历史中最热门的题材。

明代中期之后，具深厚文化底蕴的苏州孕育出多位才华横溢的书画家。他们运用江南地区丰富的文物收藏开拓视野，临摹古画以学笔法，进而创造出个人风格，吸引江南藏家的目光。如藏家项元汴便和著名职业画家仇英交情匪浅，提供书画收藏让其学习，创作出如《汉宫春晓》一类的名作。这些苏州画家如沈周、文徵明及仇英等人的创作，成为文人风雅的新品位，其风格构图成为各地竞相模仿的对象之外，其书画更是艺术市场的抢手货。在这种书画商机下，制作假画成为利润高的新行业，因而苏州不仅兴起古画作坊，更有部分文人画家参与作伪，形成所谓的“苏州片”。

(传)仇英 上林图

昆山巨富周凤来曾聘仇英依据西汉司马相如的《上林赋》绘制长卷，作为敬献母亲的寿礼，但此画后来被大量仿制，甚至附会为宋元名家之作。

清军入关之后，给晚明繁华的社会生活画下了句点，蓬勃发展的书画市场也随着战乱沉寂，“苏州片”失去流通、买卖的渠道。然而这些“伪好物”却未因此遭到时代淘汰，反而一跃成为清宫新宠。根据清代文献记载，康熙皇帝在60岁寿辰之际，曾收到大臣进贡的书画礼物，其中部分托名作品为李思训、李昭道、赵伯驹及赵伯骕等画家，以祝寿吉祥为主题的绘画，推测皆是“苏州片”。尽管“苏州片”都是一些“假”古画，却深深吸引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皇帝。康熙皇帝曾命人摹制“苏州片”的《汉宫春晓》;雍正朝也曾按“苏州片”图式，另制一件清院本《清明上河图》。

黄彪 画九老图(局部)

黄彪为苏州籍画家，精于临摹，传说他仿绘的《清明上河图》曾被当做张择端真迹献给严嵩父子，他也是学者确认的少数“苏州片”代表人物。

据“伪好物——十六至十八世纪‘苏州片’及其影响”策展人林丽江介绍，这些“苏州片”虽非名家真迹，但部分在语言表现上极尽华美，而且不少画家还在作品中添加了自己的巧思，甚至创造出了很多新式题材，《上林图》便是一个例子。从台北“故宫博物院”藏“苏州片”也可发现，好几类风靡当时收藏界的热门商品，如《汉宫春晓》《百美图》一类对妃嫔宫中生活浪漫的想象;或是依照著名诗文制作的叙事性绘画，如根据司马相如《上林赋》描绘皇家狩猎壮盛场面的《上林图》;又如吉庆祝福意味浓厚的《群仙会祝》《瑶池献寿》等群仙图像;教诲礼教伦常的《二十四孝册》《养正图解》等。

台湾“中研院”研究员赖毓芝表示，通过近几年的研究，她发现宫廷投入大量的成本及心力，都是用来产出和“苏州片”风格主题相关的叙事画，如清院本《清明上河图》《十二月令图》，数量上远超过其他绘画。可以说，“苏州片”在清宫院体风格形成中，扮演了关键性的角色。不仅如此，乾隆皇帝对“苏州片”的母题、风格更是爱不释手，不仅要求宫廷画家大量临仿，更从“苏州片”中寻找“仿古”灵感。“苏州片”也成为清代院体绘画中不可或缺的风格来源。

另眼相看“苏州片”

《中国艺术品收藏鉴赏百科》一书介绍：“明清时代的造假最著名、规模最大的是在明万历到清代中期(约1753—1820)的苏州。据记载，这一时期的苏州山塘街专诸巷和桃花坞一带聚集着一批民间作画高手，专以制作假画为业，他们所造的假画后来被统称为‘苏州片’。”今天，“苏州片”仍在各种拍卖、展览、鉴定等艺术品相关场合频频“出镜”，且多半会因工艺精美令人惊叹。

成因：细丽画风造就“苏州片”

苏州的书画造假，在明代中期就已出现，但其特色的真正形成，应在“明四家”去世以后。当时的苏州画坛画风萎靡细碎，主要是因受“细文”及仇英画风的影响所致。“细文”指文徵明的细笔画风;仇英也是细丽的画风，以功力取胜。然而，这种没有灵气只重功力的画风，更容易被造假者仿效，“苏州片”的特色便由此形成。

“苏州片”所用的材料是产于苏州虎丘、山塘等地的细绢，主要伪造唐宋及明代作风工细严谨的一些名家。主要题材多为《汉宫春晓》《上巳修禊图》及《清明上河图》等青绿山水和人物画。其署款都是古代名气最大的画家，如仿造唐代的李思训、李昭道，宋代赵伯驹，元代柯九思、赵孟頫、倪瓒，明代文徵明、仇英等青绿山水;也有画工笔设色花鸟画，多伪造黄荃、徐熙、赵昌、王渊等名家作品;白描人物，多署李公麟的款。他们不但作画，有的还配上假题跋及印章，仿造苏轼、黄庭坚、米芾、蔡襄、赵孟頫、鲜于枢、邓文原、柯九思、祝允明、沈周、文徵明、王宠、吴宽、董其昌等人书法或题跋。造假的书法常见有：唐寅、王宠、祝允明、陈淳等人的作品。

“苏州片”中以假造明代仇英作品居多，如《清明上河图》《桃花源图》。《清明上河图》传世的不下二十卷，布局大致相同，都是摹自仇英的稿本。伪《清明上河图》不论署款是谁，里面的建筑一律青砖瓦房，砖城墙、砖拱桥，人物一律明装，基本根据晚明苏州山塘景物绘制。这也为鉴定《清明上河图》提供了一些佐证。

“苏州片”的大量仿制品究竟是如何出现的?据书画鉴定家杨仁恺考证，仇英曾做过“苏州片”的画工，“苏州片”仿制《清明上河图》的祖本就是仇英绘制的《清明上河图》。

手法：仿有所据，作假也非臆造

“苏州片”的作假一般都有粉本，同一件作品造假往往不止一件。具体做法为：先拷贝勾勒，再上色，设色浓艳。人物画也有不上色的，以白描的形式出现，托名李公麟等大家。“苏州片”也与“湖南造”一样，造假采取流水作业，而且分工十分细致，细致到具体技法的分工，如线描、着色、皴染、题跋、写款、刻印等。

伪作除了摹、临、仿、造以外，还有利用旧作，以改、添、拆配、割裂等手法的作假。具体地说，就是挖去款、印，改添大名家款、印;无款书画被添上大名家款、印和题跋;或者用拆真配伪、以伪配真、割裂分散等手法。

“苏州片”大都仿有所据，非凭空而作，尤其受“吴门派”的风格影响较多。虽系伪品，但有的气息还是与当时作品相似，总体制作水平较其他地区高。“苏州片”中造得精美的不少还被清廷内府收藏。杨仁恺著的《国宝沉浮录》中就列举有托周昉的《调琴啜茗图》，苏东坡的《御书颂》，赵伯驹的《江山秋色图》《仙山楼阁图》《荷亭消暑图》，李唐的《谭道图》，夏圭的《秋江风雨图》《长江万里图》，钱选的《真妃上马图》《洪崖移居图》，盛懋的《兰亭图》，王振鹏的《丹台春晓图》等。

(传)仇英 群仙会祝图

本图有“实父仇英堇制”款，为罕见的“苏州片”精品。

作者：大家之后，托名以传

“苏州片”作伪者都具有相当的绘画、书法功力，他们“托名以传”，难以留下真实的姓名。现已掌握其情况的有王涞、沈硕、詹喜、王彪、吴应卯、文葆光、高简、袁孔璋等人。

吴应卯，字三江，祝允明外孙，习祝允明之作辄能乱真。据古书画鉴定家刘九庵考证，大陆各地发现他仿作祝允明书法有23件。吴应卯伪祝允明草书代表作《草书秋兴八首》卷，现藏故宫博物院。

吴应卯伪作祝允明书法有如下几个特点：第一，是祝的真迹常书写自己的诗文，吴之伪作书写的都是成文而很少有祝的诗文。第二，祝的大字较多带有朋友上款，吴的伪作很少带上款。第三，祝允明的真迹多草书，吴的伪作多行书或行草。第四，祝作为明代书法巨匠，其艺术师承与风格多样，变化丰富。而吴伪作仿学的只是祝一生中某个时期的风格。第五，祝的书写习惯是中锋起笔先顿，行笔一波三折，有明显的起伏。吴的伪作则是侧锋起笔，尖利刻薄。第六，祝字真迹署款很少有“枝山老人”“枝山道人”等，吴作伪则为了表示对外祖的尊敬，常作此种款署。

文葆光，号停云，文徵明五世孙。其书学文徵明，粗得形貌。他专伪作祝允明的草书，世上多有流传，但本款书法作品传世较少。他造假祝允明书法卷子都是高头大卷，一行只写做两三个字，字的结体、用笔并不与祝相同。实际上是按照自己的书写习惯和笔墨风格，落祝的款。其书法锋芒毕露，时出轻滑浮躁之笔，粗细大小变化突然，笔法疲软，与祝允明雄强劲健的笔法相去甚远。

袁孔璋，字叔贤，山水学沈周和文徵明，精秀而用笔不苟。以精于仿古而闻名当时，许多人直接向他订购赝作为贩卖或赠送。

逸事：沈周伪作混入清宫

以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沈周绘画为例，共收藏作品182件，其中伪作68件，占37.3%。有些伪作还钤有“乾隆御览之宝”“嘉庆御览之宝”等印玺。可见，这些伪作曾混入清宫，骗过了皇帝。今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的沈周《石泉图》《东原图》全系伪作。

据专家鉴定，《石泉图》原系文徵明、金琮、祝允明所书的《石泉诗》，本无图，作伪者凭空伪造后与各家书迹拼配而成。《东原图》原系明弘治十一年《杜琼年谱》的补图，且有祭文一篇，当时沈周已72岁。细察此图会发现，笔墨拘滞呆板，勾皴之处笔气不贯，与沈周晚年的化境之风迥异。落款“门人沈周补东原图”八个字瘦硬造作，暴露了临摹者的弱点。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沈周的《溪山深秀图》，属真伪杂糅。杨仁恺鉴定该图“结构紧密，用笔较粗硬，皴笔过繁，设色浓重，虽具备沈氏晚年某些特点，但笔画粗俗板滞而有一种火气，缺乏沈氏晚年笔墨中刚柔兼用、劲健清秀的特点。其中局部如杨柳、芭蕉等处，则有所区别，或出自亲笔。此画的拖尾有文嘉、王樨登二跋，均属真迹”。

潜力：另类价值成就市场先机

苏州坊间对名画的仿作，是历史上的一种文化现象，这种地区性造假的现象一直延续到近现代，投资收藏领域对“苏州片”的书画作品不得不做客观的研究和探索。正如杨仁恺所说：“对‘苏州片’的概念似宜分别对待，不当一概排斥。这些年来看过不知多少此类的作品，确有佳品，有不亚于二三类画家的，如果长此收藏起来不加研究和展出，未免可惜。”

“苏州片”在当时地区性造假中水平是比较高的，形成了自己的地区特色，对其他地区都有很大的影响，成为明代最具代表性的地区性造假，这种地位直到清中期以后才开始发生转移。而且，“苏州片”中也不乏好的作品，具有一定的艺术价值，不能一概而论。对于“苏州片”作品的收藏一定要冷静分析其作品本身的艺术价值，制作精美、艺术价值高的作品具有较大的升值空间。因为其本身也是颇有功力的画家所作，只是名气被埋没而已。对于那种手法粗糙，颇为匠气的作品则应谨慎收藏。